第十五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第11页）

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工商：宽乡减半，狭乡不给。

——乡有余田，以给比乡；州县同。

“徙乡”

和“贫无以葬”

的人，得卖世业田。

从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

受田的丁，每年输粟二石，谓之“租”

。

看地方的出产：或输绢、绫、缯，各二丈，绵二两，或输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谓之“调”

。

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每日折输绢三尺，谓之“庸”

（《通考》：“租庸调征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

陆宣公《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

《新唐书·食货志》……疑太重，今不取）。”

这种制度，便是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的反响。

虽不能做到地权平均，较诸毫无法度，听其自相兼并，总好得许多。

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

这种制度，若要实行，行政要非常绵密。

以中国行政的疏阔，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废坏，从何实行起？户调之式，定后不多时，天下就大乱；究竟这种制度，曾否实行？史学家颇多怀疑。

大概就是实行，时间也是很短的。

均田之令，和租庸调的制度，都是定于大乱之后。

当时地广人稀，无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难。

但是一两传后，人口增殖，田亩渐感不足，就难于维持了。

均田令的结果，后来是怎样，史家没有明确的记载。

租庸调制，则《唐书》明说它，到开元时而其法大坏，“并兼逾汉成哀”

。

平均地权的制度，不能维持，却反生出一种弊病来。

便是两汉时代的税，是认着田收的；虽有口税，很轻。

从户调、均田令、租庸调等制度行后，人人有田，收税就只须认着人。

专制时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惯了的；只要收得着税，其余就一切不问了。

到后来，实际上授田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并兼之事起了，他却还只是认着向来出税的人收税；哪里来管你实际有田没有田（这时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后收税；就要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田都吐出来，还给无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讲，不但并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并兼的人，也是有罪的。

这件事岂不甚难）？这一来，百姓不但享不着人人有田的利益，无田的人反要负担和“有田的人一样的租税”

的痛苦（在两汉时代，就只要出极轻的口税）。

这如何能支持？于是乎有“逃户”

。

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赋税就要更重，税法就大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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