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汉纪四十三 孝顺皇帝上（第2页）

要是对方真是君子，人家才不稀罕官位，也不怕刑罚，根本就请不来；能请来的，都是贪图官位、害怕刑罚的人，这种人有啥值得看重的呢！

还有那种在家里孝顺友爱，在乡里品行高尚，不随便捞钱，不随便当官，干干净净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虽然不能让皇帝更牛、保护老百姓，但也是品德高尚的人。

皇帝就该好好对待他们，让他们顺顺利利实现自己的志向。

就像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那样，鼓励大家有廉耻之心，改善社会风气，这样就挺好，别像范升那样诋毁人家，也别像张楷那样对人家期望太高。

至于那些装模作样求名声，搞些稀奇古怪的事博眼球，不吃皇帝给的饭却去抢小商小贩的生意，看不上小官却盯着卿相的位置，名声和实际不搭边，心里想的和做的不一样的人，那就是华士、少正卯那种人，能不被圣明的皇帝砍头就不错了，还请他们干嘛！

这时候，朝廷又征召广汉的杨厚、江夏的黄琼。

黄琼，是黄香的儿子。

杨厚来了之后，预言汉朝三百年后会有大麻烦，让大家小心点，被封为议郎。

黄琼快到京城的时候，李固写了封信提前给他，说：“君子觉得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太随便。

不狭隘也不随便，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这是圣贤之人安身立命很看重的。

要是你真打算一辈子躲在山里，学巢父、许由，那也没啥问题；但要是想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就是好时候。

从有人类以来，好的政策就少，乱七八糟的风俗倒不少，要是非得等尧舜那样的好皇帝，那读书人一辈子也没机会实现理想了。

常听人说：‘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太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

’名气太大，往往实际能力跟不上。

最近鲁阳的樊英被征召，刚来的时候，朝廷那是相当重视，就像请神仙一样，虽然没做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言行举止也没啥毛病；结果后来诋毁的话到处传，名声一下子就没了，这不就是大家期望太高，名声和实际差距太大嘛！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那些隐士都是浪得虚名’。

希望先生你能大展宏图，让大家心服口服，把这话给破了！”

黄琼到了之后，被封为议郎，后来慢慢升到尚书仆射。

黄琼以前跟着他爹在官府，对各种事务都很熟悉；后来自己当官，对官府的流程门儿清，在朝堂上讨论事情，没人能说得过他。

还经常给皇帝上疏提建议，皇帝也经常采纳。

李固，是李合的儿子，从小就爱学习，经常改名换姓，拄着拐杖赶着驴，背着书箱去拜师，跑老远求学，啥书都看，成了当时的大知识分子。

每次到太学，偷偷跑去官府看望父母，不让同学知道他是李合的儿子。

评论

永建二年的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了一幅东汉中期社会的多棱镜，既映照出边疆战事的起伏、朝堂人事的调整，更聚焦于士人群体的价值选择与时代困境，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

边疆攻防的“胜负悖论”

这一年的边疆局势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郎将张国、乌桓校尉耿晔接连击败鲜卑，甚至迫使三万鲜卑人投降，显示出东汉对北方部族仍有一定威慑力；另一方面，班勇征焉耆的事件却暴露了军事胜利背后的制度性荒诞。

班勇与张朗约定共击焉耆，张朗因自身有罪而急于邀功，擅自提前出兵受降，最终得以赎罪，而按约行事的班勇反倒因“后期”

入狱免官。

这种“有功者受罚、投机者免责”

的结局，彻底颠覆了军功制度的公正性——当规则可以被权力和私心随意践踏，军人的忠诚与执行力便失去了意义，边疆的暂时安定也沦为脆弱的表象。

朝堂人事与士风的镜像

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刘光、许敬接任，看似常规的人事变动，却暗藏对“乱世清流”

的微妙推崇。

许敬在窦、邓、阎氏专权时“无所屈挠”

，且未像其他士大夫那样“染污”

，这种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操守的特质，成为他被重用的关键。

这一细节揭示了东汉中期士大夫群体的分化：一部分人在权贵面前屈膝，另一部分人则坚守底线，而后者虽属少数，却仍是朝堂试图维系道德体面的象征。

然而，樊英的登场与争议，更深刻地反映了士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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