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诗改罢自长吟（第2页）

声音因素在诗歌，比较于其他文学体裁，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诗与文从其诞生之日始即有一根本的区别。

即最早的文是刻在甲骨上用来看的；而最早的诗歌是活在人们口头上吟唱着的。

列代乐府“于周代则属于《风》《骚》，于汉则属于古诗，于晋唐则属于《房中》《竹枝》《子夜》边调等，于两宋则属诗余，则金元则属杂剧。”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因此诗歌从一开始就富于节奏，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比文更具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力。

虽然诗与音乐在发展中也有分有合，但由节奏、音律等规定的音乐性却始终不曾消失，列于乐府的诗固然能唱，即使不能唱的诗也可以吟诵。

这大约是古代诗歌能长期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一旦诗歌只供印出来看的时候，诗的活力也就减值了。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诗中对此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原诗过长，节编如下：

我把我的诗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去给你。

我的诗句群飞穿过的空间，都被留在外面。

在公子王孙闲暇的悠闲的年月，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朗诵他的诗句，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在用黑色的沉默来涂抹那共鸣的悠闲的背景，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我叹息，我恨不生在迦梨陀娑的黄金时代，我是无望地生在这忙乱的出版社的时代，而你，我的情人，是极端的摩登的。

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翻着我的诗卷，你从来没有机会半闭着眼睛来听那音节的低吟而最后给你的诗人戴上玫瑰的花冕。

你给予的唯一报酬就是几个银角支付给大学广场上那个书摊的售书员。

这使人联想到鲁迅说的话：“诗虽然有着看的和唱的两种，但究竟以唱的为好。”

在泰戈尔看来，诗歌如不靠吟唱流传，而用整齐的字母排印叫人默默吞咽，是多么煞风景的憾事啊。

而我国的古代诗词，正是在吟诵中写出，又在吟诵中得到流传的。

俞平伯深知个中三昧，他说：

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

也。

《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长言、嗟叹、永歌，皆是声音。

诗与声音的关系，自较散文尤为密切。

杜甫云“新诗改罢自长吟”

，又说“续儿诵文选”

，可见他自己作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

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传，已成陈迹。

今之读者去古云遥，欲据此迹进而窥其所以迹，恐亦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之一法。

当时之感慨托在声音，今日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还使感情再现，反复吟诵，则真意自见。

（《略谈诗词的欣赏》，有删节）

吟与诵严格说来是一事二体，它们的目的相同、效果相当，而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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