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第2页）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会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

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

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

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ThomasBecket）的安息地朝圣。

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

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

我们从小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内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

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

。

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准则时，应该明白这些准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

想做什么，只需要问问自己。

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

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密，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

如果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

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

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

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

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

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

你真棒！”

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且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

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

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他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

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

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

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

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神赐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

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

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婚外情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

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

，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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