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黑林沟夺情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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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共11册）（.shg.tw）”

！

商鞅去商於视察了，没有见到漂泊归来的太子嬴驷。

自从封为商君，商鞅就接连收到商於县令们的“请商君督导书”

，并一次次地呈来商於百姓的万民书，请求向商君府缴纳封地赋税。

商鞅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他主持变法，最主要的大法之一，便是实行郡县制。

这郡县制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彻底废除分封割地的贵族世袭制。

只是虑及秦国实际状况，才做出了变通，保留了“封地”

这种最高封赏形式，却也将爵主与封地的关联最大限度地淡化，明确规定爵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征收赋税的权力。

实际上，就是将“封地”

仅仅作为一种国君封赏的最高名义而保留下来。

这一点，商鞅心里最清楚。

作为变法强国的策划者与推行者，他获得了国君的最高封号，也获得了与封号相匹配的十三县封地。

商鞅也很坦然地接受了封号封地，这是因为他很明白，这只是国家功臣的最高名号，而不是实际领地。

在“奖励军功，奖励农耕”

成为国家激励朝野的最有力法令时，自己若第一个坚决推辞爵位奖励，还有谁敢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赐封？

那样做，虚伪的道义将逐渐淹没法制的严明，秦国朝野又会被弄得无所适从。

作为彻底的法家，卫鞅最厌恶那种“有功惜赏，有罪施仁”

的迂腐国策，那是熄灭坚刚、滋生懦弱的温吞水。

他非常自觉、非常明确地在秦国实行重奖重罚，有功不惜赏，有罪不施仁，法行如山，朝野一体。

商鞅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为国立功的勇气与激情，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摧毁人们本性中潜藏的犯罪恶欲。

这正是他反复向吏员们说的“大仁不仁”

的道理，也是他坚决反对儒家人治“仁政”

的根本点。

在法制推行中，商鞅反复向各郡县官署申明，不许庶民“辞赏”

。

畏赏者必畏死，不敢坦然接受应得的荣誉与爵位，也必然不会在国家危难时勇敢赴死。

这就是商鞅对“辞赏”

者的定论。

[点评21][点评22]

唯其如此，商鞅如何能自己辞赏？法令不允许，他自己的性格也不允许。

如今，郡县官吏和商於百姓似乎忘记了新法本意。

他们对商君变法感恩戴德，以为商君封地当之无愧，庶民百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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