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探讨（第6页）

我的意见是，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

但是，很快这种不受禁令约束就得到了一个新名字：“裙带资本主义”

。

它受到谴责，准确的说，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

这个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政治口号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

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家长式权威，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

这是东亚经济取得20余年高速增长以后，向西欧宣告亚洲人的文化、政治、经济正统性和一种优越性的形式。

亚洲价值观一般理解为家族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集体主义、对权威的尊重等。

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竟然被西方学者理解成为为了让政府和商人相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也成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

这可能是西方学者那种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意识在作祟。

自从近代以来西欧和美国经济的发达使它们质疑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制度的合理性。

早在马克思•；韦伯（max•；weber）论证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韦伯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

他认为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马克思•；韦伯还指出中国的儒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从本质上都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

马克思•；韦伯处在20世纪初那个时期，也正是东亚地区普遍落后受压迫的时期，就凭那时的状况判断信奉传统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落后，儒家文化就被当作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是片面的。

马克思•；韦伯这种分析对后来的东西方都很有影响。

中国、日本等国很多人认为东亚地区落后是由于儒家文化落后造成的。

西方学者更是一贯坚持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

虽然有一些赞成肯定的声音，但是只要东亚经济一出现问题，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会引来一大股批评否定之声。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从“东亚奇迹”

到“裙带资本主义”

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西方世界对东亚儒家文化的不赞同。

1993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奇迹”

（theeastasianmiracle）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八个国家（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1965－1990年的1／4世纪中，比世界其他地区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创造了最高的经济增长奇迹。

这些亚洲高速增长的国家与地区（hpaes）在过去的1／4世纪里实现了相当于亚洲其他地区的2倍、中南美和南亚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非洲国家群的5倍的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中东产油国。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hpaes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说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

的基本因素有：1高比率的储蓄和高比率的民间投资；2积极培育人力资源等政策引导增长；3坚实维护了经济基础变量；4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出出口主导型战略；5开发基础设施；6培育引导发展的金融机构。

从世界银行的这份“东亚奇迹”

报告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东亚地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之影响而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

然而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

报告书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

1994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

（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鲁格曼教授利用总要素生产率指标（tfp）评价说，东亚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实现的要素主导型增长而已，并不是效率基础上的增长；在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达到极限，而且正在耗尽，所以东亚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

他的最终结论认为，所谓“东亚奇迹”

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

保罗•；克鲁格曼作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他的这个总生产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弄清楚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就算克鲁格曼的总生产要素（tep）这个衡量指标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

下面来看表四的数据。

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率超过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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