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

“明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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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方”

与明代社会生活

在明代的一些地方志中，在关于物产的记载中，免不了要写上一些当地的“方物”

。

这是指物。

此外，在一些笔记中，也喜记各地之人及其本身的特点，尤喜谈各地所出之人，于是也就使人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

按照史料的记载，在明代能号称天下第一之物，有监书、内酒、端砚、徽墨、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枝）（龙）眼、温州柑、江阴县河豚、金山腌豉、简寂观苦笋。

而号称天下第一之人，则有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妇人。

正是因为各地物产、方物的差异，才决定各地人们生活习俗的不同。

诸如：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

西北山高，只能陆行，并无舟楫；东南泽广，大多舟行，却少车马。

海南人食鱼虾，北方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方人厌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韭，江南人就害怕其中的辛辣。

可见，水土积习，不能强求相同。

地有五方，生活在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其性格显然也就有所不同，于是“五方之性”

之说在明代随之产生。

在明代，一说天下纤啬之人，必定是推徽州与江西。

相比之下，徽州人多富，江西人多贫，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江西的土地贫瘠。

同是一种纤啬之性，徽州人与江西人也稍有分别：徽州人近雅而稍轻薄，江西人近俗而多尚气。

此外，如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之人相当轻浮，

而喜近名；闽、广之人可称质朴，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

五方之性虽说不同，其中的醇疵美恶，却大约相当。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深染地方性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人因生活而创造了人文世界，而士人的人文世界，显然也因地域之故，而呈现出不同的人文特色。

举例来说，苏州文人不等同于杭州文人，杭州文人又自不同于常州文人。

所有这些，就是因为人文地气之区别而有所差异。

“人文地气”

一说的提出，显然非常适合于考察人们生活习俗的地域特征，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视角。

中国自古以来就信仰水与人的性格有关系。

明人也如此。

如有人认为，江北之水迅急而浊，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迂而冽，故其人缓而巧。

这当然是就其一般而论。

其实，明朝人也知道，对于人的性格的形成，并不完全可以从水这一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五方之变，事实上多有与此不尽相符之处。

从这种角度来说，人并不完全受命于物。

上述所举之例，说明对明人生活、风俗的研究，除了考虑其时间的观念之外，同样必须考虑到其空间的观念，开拓一种时空结合的多维研究。

概言之，在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上，必须考虑到其间的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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