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婚礼与民间婚俗（第13页）

明人沈德符的记载，使我们对明官中的欢喜佛有了更多的了解。

据他所载，两佛各璎珞庄严，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关可动。

皇帝大婚时，就先到殿中参拜欢喜佛，令皇帝抚揣隐处，暗暗体会男女交接之法，然后再行合卺之礼。

显然，这是考虑到皇帝从小生活在深宫之内，懵懂纯朴，其中就蕴涵着性的启蒙教育的深意。

这种欢喜佛，北京人称之为“圣囊”

。

宫外的崇国寺与能仁寺，佛阁的佛龛中，“像铸交接形，而供之南响”

，显然也是供奉着欢喜佛，并演绎着“哈麻教”

。

在外间骨董市场上，同样出售这种欢喜佛，制作精巧，价格不菲，但与皇宫中的欢喜佛相比，明显小了许多。

此外，欢喜佛还有玉琢与绣织两种，玉琢者多为旧制，而绣织者则新旧都有。

当时有一些福建人，用象牙雕成欢喜佛的形状，红润如生，几遍天下。

（二）淫风与性病的流行

明代的士大夫中，渔色之风颇为盛行，甚至有的人已年过八十，还在渔色渲淫，作少年伎俩。

如山西阳城人王国光，官至吏部尚书。

据说此人善房中之术，甚至老而不衰。

王国光致仕家居时，已经年过七十，但御女仍如少壮之时。

万历十八年（1590），他已年过八十，听说阳城白好礼病亡以后，其妻李氏乃国色天香，王氏早就垂涎此女之艳，就托诸生田大狩等为媒，希望娶其为妾。

起初李氏之公公不允，他就用势威胁，再诱之以利，才不得不应允。

但李氏立誓不再嫁人，在王国光的威逼下，李氏就以刀自刎。

此事一时传为奇闻。

所谓性病，在中国民间多俗称“花柳病”

。

在花柳病中，又以杨梅疮为最重，也就是今人所谓的“梅毒”

。

性病是一种通称，其实根据病情来说，可以分为轻、重两个等次，轻者为淋病之类，重则为梅毒之类。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在中国显然已经有一些较轻的性病出现。

从唐代的一些医术文献记载所显示的病症，诸如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尿道狭窄等等，无不都是一些淋病的症状。

尽管这些较轻的性病，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性交传染，但文献记载已经说明，唐代的医生确实清醒地意识到，正是淫风盛炽以及由此而来的堕落的乱交，才助长了性病的传染与传播。

重症的性病梅毒，在中国的传统典籍或医学文献中，也有不同的称呼，如“恶疾”

、“广疮”

、“杨梅疮”

、“霉疮”

、“棉花疮”

、“砂仁疮”

等称。

至于它在中国的出现乃至流行，被学术界所一致认可的看法，则是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也就是16世纪之后。

更确切地说，此病的流行始于明弘治末年（1488—1505），至正德年间始盛（1506—1511）。

关于梅毒这种性病，究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疾病，还是从海外传入的疾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性病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而且与葡萄牙人的东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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