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字游戏与语言生活（第7页）

三善。

一般的论者均认为，晚明的清谈之风，多少与晋、宋之际的清谈有密切的关系。

而晋室之亡，又是清谈所致，而明室之屋，也是清谈所误，这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共识。

其实，一朝一代之亡，其因相当复杂。

清谈固然与国家、社会无益，但士大夫聚在一起清谈，其危害也确非可以大到亡国。

尽管如此，但在明代，直到嘉靖、隆庆之间，《世说新语》一书，尚未在学者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读书人都不知有《世说》一书。

自王世贞《世说补》出，而当时的学界始重《世说》一书。

其后，学风骤然一变，学者旁求百家杂撰，尤沉酣于《世说》以为奇。

正如薛冈所言：“《世说》片语只词，讽之有味，但可资口谭。

近日修词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余以饬文，而文斯小矣。”

可见，习《世说》，尚“清言”

，在晚明文人士大夫中已风行一时。

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乃至精神氛围中，才出现了郑仲夔的《清言》一书。

此书与《偶记》、《耳新》、《隽区》合刻于《玉麈新谭》中。

曹徵庸评说此书：“编则耦列，理实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奇属，隽远可以，味得尤难，以率赏知言之士。

好风良月，炉烟乍飘，幽琴罢韵，或风雨如晦，忧从中来。

手是编婆娑数则，宿俗新障，一时都洗，绝胜吞刀而饮灰也。”

显然，自士大夫的“清言”

成为一时时尚之后，传统的读书人也就出现了分化：一种是“韵人”

，话语隽永，甚至为人简傲；而另一种则是讲道学或习举业者，话语味同嚼蜡，陈陈相因，为人循规蹈矩。

换言之，同是清谈，韵人的“清言”

，与道学的“讲谈”

，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四方言

方言是各地特有的语言形式，显然带有各地独特的方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地方风俗的基本特点。

换句话说，各地方言的不同，乃水土风气不同所致。

而方言事实上又成为“风”

之一部分，进而成为地方风俗的重要内容。

（一）方音

在明代，不论是行政区划内的版图，还是一些属于卫所管辖的边地，因其所处的地域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方音。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一旦在京城为官，虽然需要用一种“正音”

（即所谓的官话）加以整齐划一，但难免会在官场交际中保留各地自己的方音，于是，在明代的官场中也就出现了互相讥诮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苏州一地无疑领导着天下的时尚，无论是服饰、饮食，还是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在语言上，除了昆山腔兴起后，在音调上对各地有所影响之外，苏州方言乃至方音，其影响力就远远小于南、北两京。

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尽管从商业的吸引力而言，苏州与南、北两京都可以说是五方杂处，其影响力完全可以与南、北两京比肩。

但是，语言受政治的左右往往比商业要大，而南、北两京作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其对语言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其乡土的原因，八方各有其音，很难纯粹用“正音”

加以统一，而更不可因此而成为各地之人彼此讥诮的理由。

换言之，声音的地域差异，无疑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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