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官场与民间礼仪（第4页）

品秩相差二三等，相见时卑者居下，尊者居上。

品级相差四等，那么相见时卑者在下拜，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着禀告。

举例来说，一品与二品相见，二品官居西行礼，一品官居东答礼。

一品与三四品相见，三四品居下行礼，一品官居中答礼。

与五品以下官员相见，一品坐受，禀事则跪。

其余仿此而行。

至于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禀事时则须跪。

近侍官员，不必拘品级行跪拜礼，但也不被允许与外官交接。

同僚官员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拘礼。

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

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

其余军民百姓在街上遇见官员，须下马却避，不许冲突，违者论罪。

明初所定官场交际礼仪，是官场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规范准则。

其宗旨无非是维持一种官场的体面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

不过，官场中人人都想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官品高的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要求下属照礼仪行事，官品低的也要从自己的体面出发，不肯屈就原定礼仪。

同时，在京城官场，四方流寓之人甚众，山人高士虽非仕宦，然出于自己的目的，纷纷来到都城，与缙绅大僚相交，以致游道大坏。

京城交道原本不薄，自从游道一坏，交道也随之滥倒。

时移势易。

自明代中期以后，明初官方所定官场社交礼仪已如一纸空文。

一方面，僭越礼仪，低级官员在礼仪上欺凌高级官员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重文轻武风气的抬头，武官即使大僚，也无体面可言。

按照《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

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并不依例而行。

诸寺大卿均为三品官，避尚书、侍郎。

公侯勋臣，官在一品以上，反而避内阁。

六部尚书是二品官，也避内阁。

六部侍郎是三品官，却避吏部尚书。

在文官中，有些八九品官也与公侯抗礼，在道上不避。

那些史官、科道官，更是与六部尚书抗礼。

到了后来，更是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权恃力，抗颜于大臣。

显然，由于内阁大臣职掌朝纲，吏部尚书关系官员的铨选、考察，史官为内阁的储贰，科道官职掌官方言论，使得他们的地位日渐提高，在官场礼仪上任意超等越分。

与此同时，一些人出于本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宁可放弃自己的尊严，对下级官员或同僚百般献媚，导致交际之道的败坏。

明人郭维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及其相接，甘言脆语，鞠躬为礼，交手相欢，究其中心，诚意略无。

恬然相尚，莫之知丑。”

可知明中期以后官场社交礼仪，并不与规定的“大明典礼”

相符契，而是在不断出新。

在京城官场，社交自成一套礼仪。

分别列述如下：

首先，从内阁大臣与太监交际礼仪的变化，可以看出太监权势的日趋膨胀。

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臣交往，称阁老为“老师父”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