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太史公自序（第4页）

还好有孔子出来，修复旧有的礼乐制度，讨论诗书，撰写《春秋》，让后世学者都以此为准则。

可是啊，自从孔子获得麒麟以来，已经过了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历史记载都失传了。

现在汉朝兴起，天下一统，有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却没能记载下来，废弃了天下的史文，我真是太害怕了。

你一定要记住啊！”

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愚钝，但请父亲放心，我一定会详尽地论述您所整理过的旧闻，不敢有丝毫遗漏。”

就这样，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成了太史令，开始编纂《史记》，整理石室金匮中的珍贵书籍。

又过了五年，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一天，天历开始改革，在明堂举行大典，诸神都接受了新的纪年。

太史公司马迁感慨地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后至今又五百年，难道就没有人能继承圣明之世，阐明《易经》的传注，继承《春秋》的事业，探究《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要义吗？’这份责任，难道不就在我身上吗？我又岂敢推辞呢！”

壶遂这个上大夫，一脸好奇地问：“诶，太史公啊，你说说，孔子为啥要写《春秋》这本书呢？”

太史公捋了捋胡子，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听说董生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啊，‘周朝那时候世道衰微，孔子在鲁国当司寇，诸侯们嫉妒他，大夫们排挤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话没人听，道行不通，于是就在那二百四十二年里，把天下的是非曲直都写下来，给后人当标杆。

他贬斥了那些不称职的天子，让诸侯们知道要守规矩，还批评了那些乱来的大夫，这都是为了维护王道的秩序啊。

’”

太史公继续道：“孔子说啊，‘我想光用嘴巴说说，不如通过具体的事情来展现得更深刻明白。

’《春秋》这本书，上边讲了三王之道，下边辨析了人事的规矩，区分了嫌疑，明确了是非，坚定了犹豫，赞美了善良，鄙视了邪恶，尊崇了贤能，贬低了不肖，保存了将亡之国，延续了已绝之世，填补了缺漏，振兴了废弛，这可真是王道的大道理啊！”

“要我说啊，《易经》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经讲的是人伦关系，所以擅长行动；《尚书》记载的是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治；《诗经》里写了山川草木、禽兽雌雄，所以擅长风情；《乐经》讲的是音乐的起源，所以擅长和谐；《春秋》呢，它辨析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

因此，《礼》是用来规范人的，《乐》是用来调和人的，《书》是用来指导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意的，《易》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则是用来阐明道义的。

要想拨乱反正，没有什么比《春秋》更合适了。”

“你瞧瞧，《春秋》这本书啊，字数虽然只有几万，但包含的内容可是成千上万。

万物的兴衰聚散，都在这本《春秋》里了。

这书里面啊，记载了三十六起弑君事件，五十二个国家灭亡，那些诸侯们东奔西走，连自己的江山都保不住的，数都数不过来。

究其原因啊，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

所以《易经》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就是说啊，‘臣弑君，子弑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它是慢慢积累下来的。”

“所以啊，有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不然的话，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

做臣子的也不能不知道《春秋》，不然的话，守规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合适，遇到变故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随机应变。

做君主的、做父亲的如果不懂《春秋》的道理，那必定要背上首恶的名声。

做臣子的、做儿子的如果不懂《春秋》的道理，那必定要遭受篡位弑君的惩罚，背上死罪的名声。

这些人啊，其实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但就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只是被那些空话套话给蒙蔽了，还不敢推辞。

这就是不懂礼义之道的结果啊！

最后搞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

这样一来啊，君主不像君主就会犯法，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会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

这四种行为啊，可都是天下的大错啊！

要是把天下的大错都归咎于他们，那他们也只能接受而无法推辞了。

所以啊，《春秋》这本书啊，可是礼义的大宗啊！”

“还有啊，礼义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的，法律则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加以制裁的。

法律的作用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而礼义所禁止的东西啊，却往往难以察觉。”

太史公说完这番话，壶遂听得频频点头，表示受益匪浅啊！

壶遂这哥们儿，一脸认真地问：“话说孔子那会儿，上头没个好君主，下边又没人用他，所以才写了《春秋》，想用这文字来定义礼义，当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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