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经洞是怎样发现的（第3页）

导致藏经暴露之说，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各说又都不能自圆，充分暴露出谎言的随意性。

如其听信王道士随意编造的谎言，何如听信当地的口碑流传。

当地的口碑资料，如果不是王圆禄不慎露出的底细，便是杨河清向人道出的实情。

在王道士的谎言同当地口碑资料之间如何作出抉择，或许可以检验一下考据家的鉴识眼光。

可笑的是，王道士的谎言竟然迷惑了许多人，先是骗过了敦煌的县太爷和士绅，后来又蒙混了曾经玩弄过王道士的洋博士斯坦因和希伯和。

斯坦因和伯希和又把王道士的谎言当作藏洞发现史的第一手资料广为宣传。

于是，这个被斯坦因描写为“身材矮小”

“多疑狡诈”

的王道士却在高个子洋博士的抬举下登上了藏经洞发现者的高座。

聪明一世的斯坦因及伯希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16号窟本来是莫高窟著名的大型佛窟之一，又处在悬崖最下层，无劳攀援。

王道士来到莫高窟之后，选择16号窟为据点，必先清除洞窟甬道内的积沙，以便信众拜佛求签。

杨先生接待信众、收受布施的办公桌案也就没在16号窟甬道北壁藏经洞前。

杨先生既在16号窟甬道北壁前设座办公，表明甬道积沙早已清除，不然的话，杨先生怎能置案设座于此，又怎能一转身即可在藏经洞封门上磕打烟灰？由此可知，16号窟甬道内的积沙早已清除干净，藏经洞的发现，与清除16号洞窟甬道内的积沙，并无直接关系。

事实则是，由于杨先生在藏经洞封门上磕打烟灰听到空洞回音，疑惑壁后存在藏宝的密室暗道，继而向王道士提出破壁探察的动议，才导致藏经洞的发现。

而所谓第16窟甬道内流沙堆积，因清除积沙而使藏经洞封墙坼裂，导致藏经洞的发现，显然是王道士编造的谎言。

王道士编造清除积沙因而壁破书现的谎言，是为了掩盖他破壁盗宝的不光彩行径，并且进一步把这种不光彩的行径变成神圣的功德和虔敬的果报。

就是说，他为神佛殿堂通道清理积沙，所以神佛把埋藏千载、使“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的宝藏赐给了他。

这样一来，王道士便轻易地抹杀了杨先生发现藏经洞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历史性功绩，从而使自己独揽发现之功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批神圣宝物的合法占有者。

王道士的目的果然达到了：百余年来，谁不说是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中外敦煌学著作哪一本不把发现藏经洞的历史功绩记在王道士名下？

然而事实表明，杨河清才是藏经洞真正当之无愧的发现者。

因为，正是杨先生首先发现藏经洞的位置，首先作出可能存在秘藏的推断，提出发掘秘室的动议，并且亲自参加发掘探查，藏经洞才得以重新出世；而王道士不过是由于身为当家住持，作为洞窟的占有者而被杨先生拉进来以便取得开掘许可权的关系人。

正如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叶文玲所说：“如果那日这个算账的杨师爷不是用这根草棍点的烟；如果那根草棍不是恰好插到在那已被伪装得很好的洞壁、那道终于‘露风’的墙缝中；如果他并没有注视这一缕烟的微微歪斜，那么，藏经洞将于何时得见天日呢？”

在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事件上，王道士的作用是被动的、第二位的，但在藏经洞发现之后，洞中珍贵文物散失的问题上，王道士却是货真价实的责任人。

王道士先是拿着洞中古卷向人讨好，奉献赠送，后被斯坦因、伯希和贿骗万余卷，收受贿银1200两。

他把受贿银两的一部分用于修缮三层楼（即今莫高窟第16窟及第17窟窟前檐廊）和九层楼（即今第96窟大佛殿）；另一部分则用来为窟中塑绘装彩，穿凿窟壁，使多窟通连，并修建千相塔痊埋残破塑像（这些行为其实是对莫高窟洞窟及塑绘艺术的极大破坏）。

他指望用这些“善行”

来换取死后进入天堂的资格。

不知道他死后是否进了天堂，然而他活着的时候，毕竟没有为自己的享受挥霍这笔赃银，却也是当地人所共知的事实。

“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大施主。”

我们只好用如此矛盾的评语来重新为他树碑立传了。

（《甘肃文史》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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