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一我脸盲（第2页）

——关键不当大学校长，我就会被噶！

耶稣佛祖天王老子都留不住我，系统大爷说的。

刘瑾瑜再次震惊：“数学研究才是业余爱好？”

这让她想起了着名的“业余数学家之王”

费马。

对，就是费马大定理的那个“费马”

。

费马出生在富商家庭，先后在奥尔良大学和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

在钞能力加持下，费马毕业之后就进入体制内，一路青云直上，先后担任过图卢兹地区咨询委员、图卢兹地方议会王室律师等高级职务。

作为一名才能平庸的公务员，他的官场生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但从不吃拿卡要、贪污受贿，反倒赢得一片赞誉之声。

廉洁守纪的费马，从不参加什么沙龙、酒宴或者银帕，他的业余爱好就是躲在家里思考数学问题，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被誉为：解析几何的发明者之一，贡献仅次于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创造者，概率论的主要创始人，独撑17世纪数论天地的学者，以及17世纪白旗国最伟大的数学家。

徐生洲不得不再次祭出他最常用的借口：“作为师范大学毕业生，谁还没有个教育改革的梦想？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实现。

很幸运，我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有了尝试的机会。”

刘瑾瑜似乎有些丧气：“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和大学科研人员一定要是同一拨人呢？就像现在，很多非常厉害的学者，40岁成为杰青、50岁当选院士，就开始脱离科研一线，去当大学校长、副校长了。

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

徐生洲笑了笑：“是啊，为什么就不能纯粹一点呢？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的结论呢？”

徐生洲道：“这个问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老喜欢问大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除了影视剧的脸谱化外，我们小孩子往往会通过其好人、坏人的身份，来推断他做事的动机和目的。

我们很难容忍做了坏事的好人，以及做了好事的坏人，认为他们混淆了我们善恶分明的价值观。

后来长大了、见识多了，才知道世界上最多的，是会做坏事的好人、会做好事的坏人，以及很难说清好坏的普通人。

至于那种纯粹的好人、纯粹的坏人，反倒是万里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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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瑜若有所悟：“我们希望的纯粹，就像康托尔集合论，非此即彼。

事实上却存在着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罗素悖论，让我们构建起系统、严密的数学科学大厦的梦想落空！”

徐生洲点点头：“事实就是这样。

按照我们合理的想象，大学应该由专业的、懂得高等教育学的管理者来管理，科研人员只负责专心从事科研。

但实际操作中，纯粹的管理者很难让众多的科研工作者信服。

比如我不是数学专业的，跟大家说，燕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每年都能发表五、六篇‘四大’，我们神州科技职业学院也争取每年发一、两篇吧！

大家会觉得很可笑。

但如果我是数学专业的，我就会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发‘四大’是否可行，像刚才那样的话能不能说。

而如果我是数学的杰青、院士，我跟大家这么说，大家就会更容易接受，会认真考虑我的提醒是否可行。

“同样道理，现在搞科研都是集体作战，很少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或者像我们搞数学这样，单枪匹马，挑战风车巨人。

如今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动辄三、四个子课题，五六、七八个单位共同协作，如果没有懂管理的科研组织者，任务怎么布置？项目怎么推进？成果怎么整合？”

刘瑾瑜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不搞科研的管理者，往往管理不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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