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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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shg.tw)”
!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
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
“五四”
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
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
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
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五四”
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进行了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
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
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
,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
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
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四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
,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的唯一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
(WeaponsoftheWeak)。
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
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
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
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
,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
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
。
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
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词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做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
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
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
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
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
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
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当局还是地方军阀,对于“五四”
期间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碍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货的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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