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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悔文学之旅回眸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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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悔

——“文学之旅”

回眸之三

文学与影视,都厲勇于使人“后悔的艺术”

其意可以解释为,作品发表和播映之后,严肃的作者以及导演,都会立刻发现它的不足,但为时已晚,因而使人“悔不当初……”

笔者这里的记忆之悔,非此类遗珠之憾,而属另一类型之自责。

1979年,我第二次飞抵西影,最后修订《第十个弹孔》电影剧本之际,正值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产生强大震撼冲击波之时。

我虽身在西安,得知京都《文艺报》已组织了二十多篇评论家文章,对其进行讨论。

就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上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导演(恕我不直述其姓名、突然飞来西安,来西影招待所住下,他是专程来找我索取《大塘下的红玉兰》电影摄制权的。

我见老导演如此厚爱拙作,颇受感动;尤其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这位白发苍苍的艺术长者,对我拍着胸脯说:“文革开始不久,我也成了大墙之囚;拍不好这部电影,我死不瞑目。”

何等豪言?何等壮烈?何等令人坚信其贞?!

就在这位前辈抵达西影第二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北影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西影,该厂文学编剧组高时英女士,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受谢铁骊同志之委托,向你征求《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拍摄权”

她说,不需要我扔下《弹孔》,去搞《大墙》剧本了,谢导演准备直接从小说中分镜头,减免编剧程序之目的,在于快一点把电影拿出来,献给观众。

最后,她特别言明:虽然不用写剧本,但剧本费照付,而且保证稿酬从优。

我犹豫地说:“我很为难,上影导演就住在我隔壁,他是专程来这儿找我的,而且比你们早来一天。”

“谁?”

“XX。”

“你答应了吗?”

“还没最后决定。”

我说,“但这事情总得有个前后。

我相信铁骊同志的导演能量,但是……”

“决定权在于作者,你考虑考虑,给我回个电话。

在你没决定授权给哪个厂拍摄之前,这可不箅我们挖墙角呵!”

放下电话,我的思绪完全乱了。

从理智上筛选,我身在京华文坛,应当给北影拍摄;但制约我理性审断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共有的良知。

俗话说: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坐享其成,而伤害了上影这位老导演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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