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多好呀（第4页）

牙疼不很好受，但不至于像契诃夫小说《马姓》里的老爷一样疼得吱哇乱叫。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不见得。

我对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

我不会疼得“五心烦躁”

，该咋着还咋着。

照样活动。

腮帮子肿得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

牙疼于我何有哉！

不过老疼，也不是个事。

有一只槽牙，已经活动，每次牙疼，它是祸始。

我于是决心拔掉它。

昆明有一个修女，又是牙医，据说治牙很好，又收费甚低，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想去找这位修女。

她在一个小教堂的侧门之内“悬壶”

。

不想到了那里，侧门紧闭，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

我当时这个高兴呀！

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而归，何必见戴！

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要了一盘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

昆明七年，我没有治过一次牙。

在上海教书的时候，我听从一个老同学母亲的劝告，到她熟识的私人开业的牙医处让他看看我的牙。

这位牙科医生，听他的姓就知道是广东人，姓麦。

他拔掉我的早已糟朽不堪的槽牙。

他的“手艺”

（我一直认为治牙镶牙是一门手艺）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的候诊室里有一本A.纪德的《地粮》。

牙科医生而读纪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参加剧团，我的牙越发地不行，有几颗跟我陆续辞行了。

有人劝我去装一副假牙，否则尚可效力的牙齿会向空缺的地方发展。

通过一位名琴师的介绍，我去找了一位牙医。

此人是京剧票友，唱大花脸。

他曾为马连良做过一枚内外纯金的金牙。

他拔掉我的两颗一提溜就下来的病牙，给我做了一副假牙，说：“你这样就可以吃饭了，可以说话了。”

我还是应该感谢这位票友牙医，这副假牙让我能吃爆肚，虽然我觉得他颇有江湖气，不像上海的麦医生那样有书卷气。

“文化大革命”

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

的一声被踢开，正摔在我的脸上。

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

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门牙都被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

踢门的是一个翻跟头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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