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七章 早期工业化（第4页）

智译作“大分岔”

），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

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

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

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

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

“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4—p27，166，167]。

经济学家麦迪森（an-gaddison）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

331页

gdp的数据。

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不包括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

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2—p15，16]。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学术值得进一步探讨。

根据笔者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来看，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

[5]。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

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

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

[6]。

可见，以出产“濮绸”

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

431页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

根据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

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

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

[7—p187]。

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