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有余地把握做人的尺度

清朝名将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

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屁而喜，也不因不被拍马屁过火而恼。

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溜须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

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

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

这个道理对做人也适用。

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

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会备受关注，并因此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人生下来就有其个性，后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知识、处世教养等诸因素影响，有时难免表现出与他人的对立。

对立双方，各执己见，问题就难以解决了。

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挂起来”

，暂不解决，等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余地。

会做人的人，总能营造回旋的余地。

可方可圆，不偏不倚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

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

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聪明绝顶，也会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

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

的性格。

蔡尚思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

……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

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

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

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那就沦为圆滑了。

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

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

，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介石以“教育部部长”

一职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

泥淖时，黄炎培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

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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