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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野咸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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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家(.shg.tw)”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兵革之事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但也是最不讲求兵学理论的时期。

这一时期战争的主导者,尽操于那些只知“大枪大戟”

的纠纠武夫之手,而士大夫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毛锥”

(毛笔)而营赋税。

接着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为矫五代骄兵悍将之弊,防止他自身故事的重演,先以杯酒释兵权,使猛将置于无用之地,继而和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改革兵制,设枢密院以掌管军政军令,另设三衙(三司)分领马步军。

枢密院地位极隆,其首长与宰相并称“宰执”

,但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只管制定战略决策,并有权调遣军队。

而三衙地位较低,平时掌握统领军队,却无用兵之权,有意造成兵不见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非但如此,北宋还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造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并以文人掌军,把军队基层编制缩小,使具体统兵之人地位卑贱,易于驾驭。

在兵役方面,实行雇佣兵制度,为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强制饥民入伍,几乎把军队变成了收容所。

临战时,将帅往往要按朝廷预先定好的阵图作战,按图行事,虽败无罪,不按图打,虽胜有过,将将帅战场临机指挥权也剥夺干净。

这样一来,五代以来武人专擅之弊的确消除了,但军队素质低劣,人数膨胀,战斗力低下,与契丹、西夏的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边患日益严重,直至危及王朝的生存。

在血的教训面前,在王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从宋仁宗开始,一改前代作风,重视军事,讲求武学。

宋仁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用国家力量编撰《武经总要》,大规模整理、修定历代兵法,这与他组织人编撰的另一部大书《太平御览》一样,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

后来宋神宗又建武学,设武举,颁定《武经七书》,从此官方武学开始确立。

把兵法提到“经”

的地位,并由官方出面以钦定武经作为武科举的主要考试内容,兵家的地位之隆,在宋代臻于极致。

由于朝廷讲求兵学的热忱,也鉴于北宋以来积弱积贫,边患不断的民族危机,一大批文人学士开始投身兵学研究。

注释《孙子》等兵书经典蔚然成风,仅注《孙子》者就有梅尧臣、张预、何延锡、王自中、陈直中、叶宏、胡箕等,吉天保集其成,选择宋代以前代比较重的十一家编成《十一家注孙子》。

一些诗人、文学家也竞相言兵,比如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及梅尧臣等都畅言兵机。

就这样,一大批兵学新着出现了,比较有名的象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着意从名将用兵实践中寻求借鉴;华岳的《北征录》,主要关注当世的重大军事问题;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从历代兴亡中探讨用兵方略。

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两宋兵书共599部,3865卷,是东汉至隋唐五代总部数的1.4倍,是总卷数的2.3倍。

后学的大兴盛竟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最弱、战绩最差的宋代,几乎成了一个讽刺。

这说明,仅仅靠讲求后学而不改变原定强干弱枝,限制军人的指导思想,不改革陈腐的军事体制,就如同叶公好龙一样,是见不得真东西的。

当然,宋代人的一些政治家也明白个中道理,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都以改革军事体制为主要内容,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不曾想进一步改革募兵制,实行寓兵于农。

可惜,这些改革都中道夭折,北宋政治军事局面依然故我。

只有到了北宋覆亡,在极大惨痛的教训面前,腐朽的兵制才有所松动,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兵将一体的变通形式。

而且兵学家与战争相脱节的现象也有所好转,一批优秀的将领脱颖而出。

兵学理论由此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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