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安琪儿文学之旅回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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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秋阳(.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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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是安琪儿
——“文学之旅”
回眸之二
文学的底蕴很似炽烈的酒浆。
它的火力既可以使作家忘我地投入,又可以使作家作出自戕性的付出。
它不是幼儿园的乖孩子,感性常常挣脱理智的羁绊,明知可为而不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它显示出的,是烈酒般的不驯和醉酒后般的痴迷……
1978年底,当我第一次离开西安电影制片厂,返回山西临汾地区文联(当时我曾滞留于该地文联)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我对与我同返临汾的地区文联头头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车站邮局一趟。”
他扯住我的衣袖说:“箅了,这篇作品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你刚刚结束近20年的劳改生活,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
头头全然是一番好意,在西影期间,他是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当时,他就关切地告诫过我,“中国除去有‘反特’的模式小说,还没有一部写劳改监狱生活的作品,特别你在其中又涉及到了敏感问题,万万不町去当这个祭坛上的带头羊。”
“我完全理解你对我的关心,可是这部小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还是让我把它寄给《收获》吧!”
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站起身来跑向对面的邮局。
他在背后呼喊了我两声。
我则痴醉般地充耳不闻,如同被酒魔驱使一般,把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用挂号寄往了七海《收获》编辑部——它就是被后来文学评论界誉之为“大墙文学”
开山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一段轶事。
其实,从苦海中刚刚泅渡过来的我,何尝不知道劳改队之苦咸!
从理性上讲,我内心明白进行这次文学冲浪,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始自于1957年反右一特别是到了文革年代的大文字狱,一条血泪斑斑的历史与人的铁链,已然给了中国文人以足够的儆示;一个从台风眼里活过来的囚徒,怎么会不知道其可能导致的厄运呢?!
尽管当时文革的历史暗夜已然结束,但拂晓的五更之寒仍有余威——“两个凡是”
禁锢着欲开尚闭之中的国门,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显然是有悖于禁锢条令、突入禁区之作,能不招惹是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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