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絶唱萧军留下的绞水歌（第6页）

我们文坛上某些人的素质，低得多么可怜！”

我沉默地听着……

我仔细地咀嚼着萧军这段闪烁着人质光辉的谈话。

萧军那天激动不已，碎烟末子散落在了他的烟斗外边。

我说：“萧老，那时候我在劳改队，人家把我们当死老虎看，倒是没有领略过这些文人吃文人的场面。”

“我读过你的什么叫……《大墙……白玉兰》。”

我纠正萧老：《……红玉兰》。”

“我记忆力衰退了。

作家有责任把历史展现给今天，目的是不能再让昨天的悲剧历史还魂。

对中国这块土地，因为我比你多吃过几斗咸盐，比你认识得深刻。

你不要认为‘文革，真的死了，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卷土重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老这几句话，使我内心感到颤栗，我虽然一时不能消化它，但也没找出足以证明它不会重演的依据。

事后，我想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命年轮中，蕴藏着的经验和教训来判断事务、推断未来的。

萧老从大半辈子的苦涩人生中，尝到的苦胆苦汁太多了。

“极左”

伤及了萧老的筋骨和心灵，使萧老对“极左”

的复萌常有防范之心，这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我作过这样一种假设：当年写出《八月的乡村》的青年作家萧军，如果始终有平静的心态，那么留在他那张写字台上的文稿，将会塞满一间屋子。

1946—1979，30多年时间内，他呈现给读者的作品，应当是十分丰盈的。

而当我查阅他的创作年谱时，内心顿生苍凉和沉重；这么漫长的岁月中，萧老继《八月的乡村》之后，只写出《五月的矿山》、《第三代》和《吴越春秋史话》三部作品。

而在我记忆中，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一书，出版过程充满周折，出笼后便很快受到围剿。

而这二三十年，按创作心理学推论，该是萧军创作的黄金时节；但在这棵文坛大树上，硕果稀零，树下却落英缤纷，落叶伴随萧军年华和才情随风而去！

我很为萧老惋惜，但我没看见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史料家，认真地思考过其中的原因。

因而，当1984年作协北京分会，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召开“萧军文学创作活动50年”

庆祝大会，我作为崇尚萧老风骨的晚辈，内心充满酸楚之情。

不是那些说不出口的缘故，萧老该留下多少部《八月的乡村》那样的作品呵！

当那些评论家溢美萧老50年创作生涯时，可曾想到那些空白的岁月？到了花季不能开花，萧老这内心的巨大伤痛，谁给他去敷药了？！

那时曾经给他伤口撒盐的人，说过一句不该撒盐的安抚话吗？

我不会忘却，那是8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

萧老带几个中年作家，走访地震后的唐山。

我到了唐山就发烧，高烧至39度7，因而每天沉睡病榻，不能和文友们去参观访问。

一天黄昏，我正迷迷昏昏，大汗淋漓时，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抓我手腕。

我猜想这是唐山文联请来的医生，给我号脉，睁眼一看，是萧军站在我的床前。

他号脉号了好一阵子，说：“甭着急，你是急性感冒。

打过退烧针了吗？”

我点点头说：“怕是不能去看看新唐山了。”

“我保险你两天以后，准能上街！”

萧军朝我笑着，“在劳改队呆那么多年，生命力比一般人顽强！”

我也笑了：“萧老，您还会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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