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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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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写到读“画”

者是怎样由“画”

见“真”

,即联系个人生活经验去联想,玩味,把握画境,而终于与作者的意图猝然相逢,得到一种发现的乐趣。

这一过程在赏析诗词,也是十分近似的。

文艺创作表现情态和反映生活,又绝不像镜子那样简单和确定,诗歌创作尤其如此。

在实用文体中,作者总是将字词的意义在运用中尽量固定,即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

原则;而诗人恰恰相反,他往往要利用结构的特质,赋予字词以更多的意义,使诗变成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结构,这就从客观上具备了一种可能,即读者反复阅读一部作品,总可温故而知新。

这种知新,并不是指发现更多的同一种东西,而是指发现了新的层次上的东西。

王昌龄《塞下曲》: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无日看,倍有意味”

(沈德潜)。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高明的诗人没有简单地说“誓不还”

,而运用了一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体味,从而具有多义性的“终”

字。

同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二句,“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

(施补华)。

古代诗词杰作又往往具有哲理的深度,诗人往往通过审美的形式,把某种宁静淡远的情感、意绪、心境引向去融合、触及或领悟宇宙人生奥秘,从王维的五绝《鹿柴》到张若虚的长篇《春江花月夜》,不同的读者往往各各得到不同层次的审美感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潜),“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王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杜甫),“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见浅者从中体会到自然的真趣,见深者谓其深契禅机。

诗歌创作自身规律和诗词作品审美属性的复杂性,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

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欣赏的主观方面。

欣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欣赏力的等差,而欣赏力的等差是由读者的性分、学养、经历和心境诸多因素决定的。

人的性分取决于先天遗传与后天的培养,性分不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古人所谓“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葛洪《抱朴子》),拉丁谚语所谓“趣味无可争辩”

“譬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视世界如浮云的人,他视法国高蹈派诗人,和我国的竹林七贤,必远出于《神曲》的作者和屈原之上。

性喜自然的人,他见了自然的作品就不忍释手。”

(郁达夫《文艺鉴赏之偏爱价值》)在文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李杜优劣问题,大都与个人性分所近有关,只不过不是人人乐于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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