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第3页）

如果把唐代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划分阶层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市民。

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业者属于生产性人口，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或由国家征收，或投入市场出售，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都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

其余大部分市民，包括举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属于非生产性人口，其消费行为只能依

赖市场交换。

宫廷和官员的消费与市场的联系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变化过程。

唐前期，宫廷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诸司供给或诸方贡献，按说是不需要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这种局面逐渐被“宫市”

的出现所打破。

宁欣教授在《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一文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

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

[9]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中云：“薛衿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

[8]（卷331“薛衿”

条）兑明开元年间，内廷日常饮食用品中相当多的品种需要到京城的两大市场上采购。

到代宗时，“宫市”

由宦官负责，强买强卖引起民怨。

“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

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

[10]（卷140《张建封传》）我们且不论“宫市”

的强制掠夺性，“半匹红绡一丈绫”

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政府的“宫市”

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yu望的膨胀。

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

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从唐前期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

《唐会要》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

[2]（卷86《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语》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

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

’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

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

[11]（卷5《孝行》）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

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

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

[8]（卷495“邹凤炽”

条）。

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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