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11页）

，而明代中期以后的官员则是“讨债的”

。

他这种说法，就是建立在明初与明中期以后读书人所获得的不同待遇之上。

他的看法如下：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能得善终者不过十之二三。

当时是士大夫没有负国家的，而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很多。

这就是还债的。

明中期以后，朝政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好受用，干得几许事，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

国家无负士大夫，但士大夫负国家甚多。

这便是讨债的。

还债、讨债之说，当然只是佛家的话头，但从中也可看出明代朝政有一个从严厉到宽大的变化过程。

朝政的宽大，无疑有利于各种观念、行为的纷然杂出。

至于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多样性与活泼性，也大多来源于朝政的宽大，人们所受控制的减弱。

苏轼与李贽同为文人，都是以舌端、笔端触犯当世之大忌，得祸依稀相似。

不过从两人著作的流传中，就不难看出宋、明两朝的时势甚至人心已是大相径庭。

苏轼著作自禁令下后，半入蛟宫，即使其临池挥洒之余，为人藏于复壁，还是很难保存下来。

直至宣和之世，才弛苏文之禁。

相比之下，在明代有“说法教主”

之称的李贽，其才与趣不及苏轼，但识力、胆力完全超过苏轼。

当李贽被逮之后，稍稍禁锢其书，但没过数年，其书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

李贽死后，书坊开始假托李贽，出一些赝书。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明代朝政与宋代相比已是相当宽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士风与士气，以及由此向民间的渗透。

李贽之书在明末的风行，以及伪书大量出现于书坊，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服饰是一代等级制度最突出的反映，也就是说官民服式，俱有定制。

但自明代中期以后，皇帝自己就经常赐给一些大臣蟒衣，而且这些蟒衣的正面全身，居然与皇帝所穿的衮龙袍没有多少差别。

毋庸讳言，历代皇帝都在服饰制度上不断重申禁令，禁止民间穿蟒衣，或者类似于龙纹的蟒衣，令人称奇的是，皇帝尽管“禁之固严”

，但又不断赐予臣下蟒衣，完全与所下诏旨矛盾。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自明代中期以后，朝政大体处于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中。

明人姚旅曾认为，当国家强盛、太平之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心宏拓，眼界阔大”

。

与朝政宽大相应者，则是晚明之人的宽容心态，对各种观点及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胸怀。

这样的学者，明初的宋濂应该算是一个，但在当时不成气候。

而在晚明，此类学者俯拾即是。

如明末学者顾大韶，一生所秉持的就是一种大文化观，浸淫于儒、佛、道三教，却又不被三教所拘，而是自出心灵。

他曾有言：“盈天地间皆文也。

多闻而择，多见而识，而一以贯之，文遂为夫子之文矣。”

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存在“智识主义”

与“反智识主义”

之争，也就是“下学”

与“上达”

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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