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3页）

科举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流动的频繁，用明朝人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善变”

的社会。

这种科举社会的频繁流动，明朝人江盈科已经给以总结成一条变化规律，其向上的流动规律为：贫穷之家→温饱之家→文墨之家→簪缨之家→富贵之家；其向下的流动规律为：富贵之家→歌舞之家→鬻贷之家→贫穷之家。

可见，在明代的科举社会之下，其社会地位上升的要诀在于勤俭，然后读书仕进；而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则在于骄奢淫逸，浪费不赀。

“士庶敢于犯上，寖成乱阶。”

这一说法堪称晚明社会的实录。

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人人追求自己的体面，而其结果却是国家法度的废弛。

诸如：在朝廷，小臣藐视大臣，下吏不惮上官，新进不推前辈；在边疆，军士轻视主帅；在家里，子妇蔑视父母；在学校，弟子不事师长，后进凌辱先进；在乡里，卑幼倾轧尊长，部民不畏有司。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显然，传统的礼法制度荡然无存，并逐渐反映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

“上下有章，等威有辨”

，在明朝人看来是一种治世之象。

而明末的实际却是“属吏抗上官，佐领不逊长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辱簪缨，大帅之令格于偏裨，将领之法挠于士卒”

。

这无疑就是一种衰世之象，但同时也说明了等级制度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以嘉定县为例，从弘治、正德年间的里中妇子“走匿”

大豪，直至万历年间“大豪畏小民如畏蛇虎”

，

这种变化无疑就是贵贱淆乱的一种真实反映。

晚明的世道，从各种记载所反映出来的少凌长、贱凌贵、属官凌上官这些事实中，显然已明显反映出一种纪纲失衡。

而师道凌替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传统中国讲究“天地君亲师”

，师道尊严，人所共遵。

然在晚明，师道之尊，已不复存在。

从师道的基本特征来看，只有训蒙受业之师，其恩深，其义重，可与君、父并论。

但晚明科举的实情，一方面导致一些读书士子最看重的是“举主”

，其次对“主司”

也是殷勤相待，至于少时的受业恩师，一旦富贵之后，不但忘其恩，而且忘其人。

另一方面，一些处馆为师之人也为了脩脯，已不再敢向学生“督过”

，只是一味迎合。

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师道如此，友道也大体相同。

在传统社会，朋友属五伦之一。

按照传统的朋友之道来看，必须恩深义重，生死久要。

既然是知己，就必须可以托付生死、急难。

但明代科举盛行之后的朋友，无非是少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而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是科举的产物，其特点则不过是猝然而遇、苟然相合，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心相孚、行相契的朋友。

换言之，由于科举以及商业的两大冲击，友道渐以衰薄，不要说那些“死友”

已不再存在，即使是可以托肝鬲的“生友”

，也是寥寥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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