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4页）

晚明“民变”

不断，有些就是“东南习俗日就薄恶”

的一种反映。

早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南直隶太平府的军民，就因派木价问题，“纠众呼噪，打进府堂，拆毁民房”

。

后因和解，竟然将此事隐下。

福建泉州农村的主佃关系，也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史称当地的佃农“等威无辨，群然以亢骜为得计”

。

而那些佃农所获，更是“朝登垅亩，夕贸市廛。

至有豫相约言，不许输租巨室者”

。

这是佃农向田主公然抗租。

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或参加科举考试。

到了晚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大多是一些奴隶之子。

在吴地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奴仆之子中科举之风，尤为兴盛，甚至有的人登甲第而成为翰林。

这些奴仆之子一旦显贵，就依恃他所取得的衣巾，“操戈反噬”

，欺负起原先的主人。

在苏州府嘉定县，一些大家，其所养僮仆可达万指，平时横行乡里，一旦主家衰落，就“掉臂不顾”

。

至于中等人家所养的“义男”

、家仆，尽管有抚养之恩，而且有些家仆也长子育孙，但一旦叛去，就态意殴辱原先主人，甚至“操戈入室”

。

无可否认，即使是在商业化浪潮冲刷下的晚明社会，仍然会有一些地方保持着一种淳古之风，显得事事都有法度可依。

如在吴宁，凡是衣冠旧族，一定是自为婚姻，其他小姓，即使骤然崛起成为富贵，这些衣冠旧族仍然保持着一种矜持，不与这些暴发户通婚。

但这种古朴之风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已是荡然无存。

正如明人陶望龄所言，“越中人家，但有几贯烂钱，即起自舆台驵侩，亦与为好”

。

这是晚明“流品”

混淆的反映，而其起始则是婚娶之家，惟论财势，无疑受到了商业的渗透。

于是，“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更有甚者，一旦主家凌替落薄，反而俯首于奴仆的子孙。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显然也是风尚趋卑的最好证据，而所谓的“趋卑”

，就是趋于卑俗，也即一种俗化。

二社会流动的加速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颁行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

，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诸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之类。

明初的制度规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实户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户籍黄册。

在民籍中，无论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经分家，或者赘婿、养子归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许他们“异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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