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5页）

，也就是另立户籍或另立门户。

在明代户籍制度中，只有军籍比较特殊，脱离军籍（又称戍籍）在明代则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原因就是军户是世袭的。

按照明代的制度，除非皇帝的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军籍。

而在明代诸多特许除去军籍的例子中，当以学校生员除籍为多。

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潮州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

。

此事最后到了明太祖那里，太祖出于“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

的考虑，特许“削其兵籍”

。

宣德年间，经宣宗特许，有三人也曾除去军籍。

宣德元年（1426），原任翰林院待诏鲁孙坐罪谪卢龙，地方有司追其子鲁舆补伍。

宣宗得知以后，削其戍籍，并任鲁舆为鸿胪寺序班；宣德四年，楚雄卫军士李志道死后无子，有司就追补其孙李宗侃为军，但宗侃已在原籍浙江中式成为举人，于是宣宗就按照洪武年间石坚之例，开其军伍，使其读书会试以自效；又右通政徐琦曾两次出使安南，累积有功，但其家为宁夏军伍，宣宗下诏除去戍籍。

此外，宣德时还定下《军政条例》，颁发天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条例。

其中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

若无成效，仍发充军。”

这一规定，显然已将“开豁”

军籍的条件定为以下三条：一是军户内确实只存单丁；二是必须具有生员的科名；三是必须经过翰林院的考试，以确定其真有成效，将来可以为国出力，而且比一兵卒更有价值。

只有具备了上面这三个条件，才可以除去军籍。

自宣德以后，如生员李宗侃、沈律、张珩等，都是因具备这三个条件，才得以除去军籍，而且后来也确实全通过科目进入仕途，为国效力。

仅有的例外，是正统十三年（1448），生员翟麟援引前例，要求除去军籍，但不曾考试，仍“蒙发补役”

。

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可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

当时颁布了《大诰》，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丁，互知务业”

。

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明白开明，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

事实证明，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如洪武五年（1372），当时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

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确实缺乏流动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其实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口的不实。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概括成下面两点：

首先，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

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用传统史籍所说的“群生乐土”

来概括，大体也是可以的，但其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差别太大。

应该说江北的户口在明代并未减少，但还是土旷人稀，地有遗利；而在江南，尽管人口的增加并不很明显，但还是地狭人众，甚至不能容纳。

这是自西晋以后近千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在江南与江北地区内，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也是呈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以江北来说，两河（河南、河北），大体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

以江南为例，福建、两广、淮扬正好适中；湖广地区，人口最稀；江苏、浙江，人口最密；再往南，巴、蜀的人口密度太大，而滇、贵却是人口稀少。

这种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巨大差别，既是人口流动的动因，又为其自然的流动提供了保证。

其次，正如明代的史料所揭示：“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一人而名称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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