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8页）

，“避住不肯还乡”

。

显然，长期避住他乡，事实上也就抛下了原籍所应承担的“粮差、军匠等项”

，并将负担转移到了里老亲邻。

商人在所寓之地占籍，在正统初年已经出现，但所占仅是民籍，而不是专门设立一种商籍。

商籍的出现，不仅说明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地的合法身份，而且还获得了民籍之外合法的商人户籍。

这种商籍给商人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子弟可以合法参加寄住地的科举考试。

商人的商籍，有记载说“自鄢懋卿始”

，

说明嘉靖年间就已存在。

随后，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商籍。

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

。

5.工匠、技艺之人之游寓

明中期以后，工匠大多在外工作，凭借自己的手艺挣钱，养家糊口。

为了挣钱，有些工匠甚至到了一些边地。

如在宣府镇，工人习学手艺，诸色皆备。

所谓“诸色皆备”

，是说各种手艺工匠都具备。

但从这些工匠的原籍来看，如土、木工匠，则主要来自山西；而巾帽工匠，则来自江西。

其他还有一些来自他乡的工匠。

这些工匠离开原籍，暂时游寓在边方，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

工匠在客居之地时间一久，有些就入籍当地，在客居地参加科举考试。

如周应中，浙江会稽人。

幼年孤贫，客居北京，凭针工生活。

他在工作之暇，再从事举子业，以顺天府籍补诸生，后来还中了进士。

6.游方僧、道

在明初，对佛、道的控制相当严密。

明朝廷所建立的僧籍与道籍制度，以及《周知册》的颁发，其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登记、核对僧、道之籍，以防冒滥。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命僧录司、道录司造《周知册》，颁发到天下所有的寺、观。

凡是有僧、道游方到外，就需要核对《周知册》，以观其父母之籍、告度日月，如与册籍不同，就是假冒的僧、道。

二十五年，太祖又令造僧人《周知册》，颁发到天下各座寺庙，如果遇到“游方行脚”

僧人，就以此册进行核验。

时日一久，洪武年间所定《周知册》已很难反映僧、道人数增长的实况。

尤其是私度的广泛存在，以及原有《周知册》的周转买卖，更是“奸弊百端，真伪莫辨”

。

为此，正统元年（1436），明朝廷重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

需要指出的是，自正统以后，佛道寺院、宫观已经成了逃民的避难所，这一点毫无疑问。

如宣德十年（1435）四月，行在刑科给事中年富在上奏中指出：“近年军民之家，逋逃、规避税徭，冒为僧道，累以万计。”

正如明代史料所揭示，寺院僧徒的来源，“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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