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9页）

。

寺院不但成为逃民、逃匠、逃军的避难所，而且成为一些游方僧人的挂搭之所。

一些僧人为了取得度牒，数千百众，“奄至京师，非寄迹寺观，即潜住民间，黄冠缁服，布满街市”

。

在明代，北京的方言称“代替人”

为“挂搭僧”

。

从这方言中，也可以看出明代挂搭僧之众，而挂搭僧的特点犹如“代替人”

，说明他们往往没有取得合法的度牒，而是到处游方，行遍天下，自由自在，随处有供，或募斋，或寄食于一些寺院中。

（三）附籍与客籍

明代的北京号称四方辐辏，其人并非全是当地土著，而是“寄之为寓，客之为籍”

。

可见，除了寄寓之外，尚有“客籍”

。

明人于慎行也说：“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

从这一记载可知，晚明北京城中的居住人口，有十分之六七是外地移民，或寄寓，或客籍。

而在这些外地移民中，绍兴一府又占了十分之四五。

寄寓与客籍之别，在于寄寓不过是客居此地，尚未入籍本地，其籍仍在故乡；

而客籍则属于寄籍，不但有寄寓的形式，而且入籍本地。

如明末著名学者倪元璐，原籍浙江上虞县，实际上却寄籍浙江山阴县。

北京的流寓之人相当之多，尤其是一些在京为官的子弟及其家属成员，或者家乡之人，大多依附京官，在北京暂住。

而顺天府乡试“冒籍”

问题相当突出，事实上也是这种寄寓之人大增以后在科举考试上的一种反映。

冒籍固然违法，但冒籍的存在，显然也与附籍的出现有关。

换言之，在这些所谓的“冒籍”

的指责中，有些尽管是违法的，仅是流寓之人，但无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些已经取得了附籍的资格，才在寄住地参加科举考试，因为科举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才不时形诸官员的章奏，并引发一些争论。

所谓“客籍”

，就是“附籍”

。

按照明代的惯例，土著之民，附名版籍，年久的称“老户”

，年近的则称“新户”

。

所谓新户，就是那些客籍或附籍，是新附之民。

明代对待逃亡之户的策略，前后有一个变化。

明初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为了使逃户回归本籍，专门免除回到原籍的农民一年的赋役。

至于那些老弱不能回家或者不愿回原籍之人，则允许他们“所在著籍，授田输赋”

。

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更是出台了一个允许逃民“随地占籍”

的政策。

至宣德五年（1430），朝廷对“寄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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