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10页）

重新规范了条件，这就是逃户必须已成产业，每丁种有成熟田地50亩以上，才允许他们告官“寄籍”

。

自明代中期以后，明朝廷已经允许附籍的存在。

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下令，凡是各处流移就食之民，居住年久，又不思故土者，允许他们“占籍于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

。

正统十三年，“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

。

这是允许因各种原因而亡故的官员家属在当地附籍，而不再回到家乡原籍，尽管还有离家乡是否达到千里这条标准。

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下诏巡城御史，令其严督兵马司官员，查勘北京附住之军、民人等，凡是“年久置立产业者，令附籍宛平、大兴二县，一体当差。

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

。

这是官方正式下令，允许附住居民在当地附籍。

明代官员一旦在北京寄寓或占籍，也就成了当地的“乡贤”

，史书随之将他们列入乡贤之中。

下面根据万历二十年（1592）时北京宛平县地方“寄寓乡贤”

情况，大体将其分为下面几类：一是卫籍之人，在京算是寄寓。

如孙

，锦衣卫人，后历任吏部尚书；沈凤岐，旗手卫人，后历任登州府知府。

二是原籍为外省民籍，却占籍北京，如何选，嘉定县人，却占籍顺天府。

三是外地民籍之人，在京算是寄寓，如曹子登，三河县人，后历任右副都御史。

四是太医院籍，在京算是寄寓。

如朱国祚，太医院人，后历任翰林院修撰。

在明代，太医院的医生往往也是世袭，所以他们往往单独占籍。

明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卫所，固然是官方主动移民的行为，但随着卫所的开设，随之而来的是客商的涌入，并对当地的生活、风俗带来很大的影响。

如云南的平溪卫，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设以后，其官、军二籍都是江南人。

经过“日久承平”

的阶段，又兼之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很快就引来了“商贾鳞次，四方之物毕至”

，于是也就有了“小江南”

的称号。

地方一旦繁荣，当地百姓开始“家弦户诵”

，甚至缙绅士夫也变得崇尚气节。

在明代，宁夏因有水泉之利，再加之军卫之开垦，人口之流徙，富饶已经甲于西北，号称“小江南”

。

三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

晚明法网之宽，这是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

即使官员有罢官之厄，甚至被流窜贬谪，但也尽可以享受山林之乐，安居高卧，丰衣美食。

这无疑使明代的仕宦阶层中萌生出一种“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的想法。

如果比较一下明初与明中期以后对待读书人严、宽的不同，显然不难发现晚明朝政的宽大。

明朝有一位著名的僧人，名唤智暕，将明初由秀才做成的官形象地称为“还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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