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及其生活（第5页）

但还是遗粮在户，赔纳不敷，无奈之下，只有逃窜一路。

民已逃，税却不少，仍然摊派到户，于是摊税之苦，又会负累里甲。

再以江北近京之地为例，那些富强之家开垦田土，根本不纳粮税，只有小民原额旧田，才承担粮税的缴纳。

至于亩数广狭不均，更是导致贫者愈贫，渐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

按照明朝人的说法，十税一应该是当时普遍可以接受的赋税征收比例。

但因地域的不同，赋税的征收显然也带有很大的不公平性。

如明代田赋征收，轻者每亩仅征一升，而重者则每亩征七斗。

如果按照十税一的比例来计算，无论何种瘠田，每亩的收入绝非只有一斗。

相反，不管其田何等肥沃，每亩也不会收入七石。

这种重赋现象，尤其反映于苏州一府。

按史料记载，明初时，重赋之田，每亩有的征一石以上。

至宣德、正统以后，由于巡抚周忱的改革，赋额有所减少，大体维持在一升到七斗三升之间。

明代官田重税，这毫无疑义。

民田之税，相对轻一些。

在福建，民田每亩之税，上田以三升起则，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只有水田以五升起则。

上面的田赋征收，当然还不包括杂泛以及一些摊派。

若加上这些，每亩的田赋负担显然还要加重。

到嘉靖、隆庆以后，苏州府的田赋征收，显然又有所减轻。

即使将役派也加入在内，最少者为每亩二斗八升，最多者也仅三斗七升六合。

（参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田赋虽重，但农民也自有其应付的办法，就是拖欠，时日一久，“道赋时有蠲赦”

。

所以，当时的民谣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

换言之，朝廷的重赋，也并非一概而成为江南农民的负担。

表1嘉靖、隆庆以后苏州府田赋征收额

（单位：斗亩）

资料来源：袁黄《苏州府赋役议》，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76。

（二）徭役

徭役的摊派，主要来自以下两项：一是正役，二是杂役。

所谓正役，就是里甲供应。

明代中期以后，里甲供应一节，已使农民不堪重负。

如每个州、县里甲出役之时，官首先要收拜见银四五十两，少亦不下二三十两；正佐、首领各有等差，甚至吏书、门皂也有分例，而且还定下分派的日程。

此外，再加上轮流供应买办下程、陈设、酒席与交际礼仪、各衙门油烛、六房纸札、差人盘缠之类，每月所费不下数百两银子。

这么重的摊派，里长当然不能自办，势必要再往下分摊到各个甲首。

“指一科十，缘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遍于通邑之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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