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7页）

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

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

故日中为市，黄帝、神农所不禁也。

贱积贵卖，子贡亦为之。

但要存公直信厚，不可刻薄耳。”

而东林党人理学家顾宪成也认为，言“富”

并不足讳。

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

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

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

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

如果说吕柟还有点扭扭捏捏，既要求利，又不许学者自己经商，而是由子弟、亲戚出面，那么，顾宪成则已明确将义、利“合而相成，通为一脉”

。

这大概与顾宪成出身于商人家庭有关。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山西的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俗：“自搢绅以至诸生，皆习计子钱，惜费用。”

这是士人从商之习的实录。

在明代，生员层的社会阶层来源，除了官宦子弟以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下层，举凡农、工、商之类。

商人子弟入学成为生员，这在明代已是屡见不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固然说明商人正如李贽所言，需要“远其害而收其利”

，甚至“安然坐于公卿之门”

，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与商人重视教育、鼓励子弟参加科举有关。

商人不但与士大夫相交，

而且也讲究传统的儒家道德。

于是，商人及商人子弟通过考试而进入生员层者，其例在明代俯拾即是。

如洞庭之东山，因商业贸易而多高赀富人。

有一翁氏家族，家世以商业而富。

“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

尤其是翁彦博，成为一太学生。

又金元复，吴县下保人。

年十四，学贾，“逐十一息”

，后补博士弟子员。

更有一些商人，通过捐纳而成为国学的太学生。

如注元蠡，曾贾江淮间，后“入赀为太学”

。

在明代，尽管商而懦、儒而商，出商入懦或出儒入商，不乏其例，

但生员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

然明代科举仕途日窄，促使一些生员在仕进无门的窘况下，又不得不选择经商而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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