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2页）

与此同时，明太祖对僧司衙门的职权也作了一些限制。

如僧录司的官印虽由左、右善司掌管，但每次署押，必须在全体僧官的见证下方可，但凡有一人不在场，亦不可署押。

在僧录司之上，朝廷由礼部约束僧录司。

此外，在京城，朝廷还不时派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巡视各座寺院。

景泰二年（1451），僧录司就上奏，认为京城的寺院全都是敕建之寺，每寺各有住持。

而御史、给事中等往来巡视，如果正好碰上住持外出赴斋会，就会遭到“笞辱”

。

奏疏要求停罢御史、给事中等对寺院的巡视。

此奏获得景泰皇帝的同意，此后，京城各寺仍由僧录司自行约束。

按照制度规定，僧录司额设官员仅为八员。

至成化年间，《明实录》说僧录司官员增加了“几四倍”

。

但实际的统计数字，则是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僧官善世以下共计98人，增加了十余倍。

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僧录司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而获取，更是导致僧官泛滥。

当时明武宗下令，僧录司官缺，僧人只要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

（二）度牒、僧籍制度

一个出家的僧人，如果要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度牒。

从某种意义上说，度牒是国家承认僧人身份的一种凭证，同时也是朝廷控制宗教并限制僧人人数的有效手段。

在宋元两代，一般采取“计僧鬻牒”

的办法，即僧人需交一笔钱，才能取得度牒，名曰“免丁钱”

。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下令蠲去免丁钱，普给天下僧人度牒，并著为令。

度僧之法，明太祖时为三年一度。

至永乐年间，由于僧人数量日渐增多，故明成祖将其改为“五年一度”

，甚至一度将那些剃度师按例发往五台山输役。

至天顺二年（1458），因为僧人冒滥更甚，明英宗又改为“十年一度”

。

至景泰年间，僧人只要运送米粮，不用再行考试，就可以合法取得度牒。

如景泰五年（1454），景泰帝从户部尚书张凤之奏，下令僧人只要从通州运米20石到口外万全等处官仓交收，以备军用，就可以取得度牒。

度僧的考试制度已大体流于形式。

据僧录司的上奏，景泰五年，礼部曾奏旨度僧，当时定议须审勘明白及通晓佛书之人，由僧录司造册送部给度牒。

但圣旨下了半年，一些僧人畏避查考，竟然“天下僧流无一人赴司者”

。

这显然是因为当时可以通过运粮至口外而合法取得度牒，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私度的广泛存在，而且私度已习以为常。

成化年间，出现了输粟获取度牒的制度。

如成化二十年（1484），明宪宗颁发空名度牒一万道，分送山西巡抚叶淇、陕西巡抚郑时芳，“愿为僧道者令诣被灾者输粟十石，以助赈济，给度之”

。

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下令发下僧人度牒两万道，给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僧人只要纳银10两或8两，就可以获得度牒，而那些无力纳银者，则勒令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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