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4页）

、“嘉福”

等40所；十一月，又赐在京或在外寺额如“法光”

、“永泰”

等40所。

在短短的两个月期间，就御赐寺额80所。

不仅如此，正如当时的礼部官员所言，随后在京或在外，僧、尼、道士、女冠“请赐寺院庵观名额者，源源不绝”

。

到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639所。

随后又有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

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

。

有鉴于这样的事实，明代一些较为开明的儒家士大夫，就不再单纯主张禁止佛、道，以维护以儒学立国的大明帝国统治的纯洁性，而是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考虑佛、道二教对现实社会的适用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晚明出现了比较新颖的看待佛、道问题的观点：一是鉴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开始失去土地，或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一些士大夫看到了寺院、宫观存在的必要性，认为二者是国家的“大养济院”

，可以收容这些饥民或流民；

二是与传统上主张对僧、道人士实行严格的考试正好相反，一些士大夫却别出怪论，认为毫无必要从经典或仪式等方面对僧、道实行严格的考试，以使僧、道中多平庸之辈，少杰出之人，不再与儒争胜，从而保证传统统治的稳定性。

二寺院统属制度

由于明代存在着南北两京制度，寺院的统属也分南北两大系统。

从总体上说，明代的佛教寺院统属，具有以下四大特点：其一，寺院的住持受制于僧录司的官员，而最后则由朝廷的礼部起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其二，一些大的寺院，尤其是赐建的寺院，作为朝廷的香火院，其住持往往同时也是僧录司的官员，而且管理佛教的僧录司衙门，也多设于这些大寺院中；其三，寺院统属，多采用以大统小的方式，小的寺院就由大的寺院统领；四是归并寺院，并出现了佛教“丛林”

。

佛教寺院之中，其制有“住持”

，有“受业师”

。

按照明代史料的解释，所谓“住持”

，就是寺院的“管家长老”

；而在寺院中，僧人亲承经教，拜为师主者，则称“受业师”

。

已有的研究成果证明，明代的寺院住持制度，分为官住、住持两种。

这基本符合当时的事实。

以南京的寺院为例，明人盛时泰记道：“今城内外诸精蓝自五大刹建自朝宁者，则设有善世诸官。

而凡山寺之在远迩者，各有住持一人，以领袖诸缁。”

而佛教的管理机构，也设于此类敕建大寺院中。

如洪武元年（1368）初设的善世院，就设在南京天界寺内。

洪武十五年（1382），僧录寺仍设于天界寺内。

如果是钦赐的大寺院，因是采用官住的方式，住持其实就是由僧录司的官员兼任，或直接由皇帝钦点。

如明人葛寅亮记，南京的三大寺，“俱僧录分摄”

。

正统十三年（1448），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僧从铃家赀巨万，结纳权贵，替他上奏英宗。

于是，英宗命他为僧录寺右觉义，仍住本寺，“提督五台一带寺宇，踢敕护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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