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伦理性与等级性（第2页）

至于漆木器，均不许用硃红及稜金，并雕琢龙凤一类纹饰。

洪武二十八年，《礼制集要》一书修成，对饮食器皿的等级重新作了规定。

建文四年（1402），又对规定进行了重新申明，即使是有品级的官员，也不许僭用黄金制成的酒爵。

正德十六年（1521）又定，一品、二品官员，饮食器皿只许用黄金，不能用玉器。

至于那些商贾、工匠之家，饮食器皿不许用银。

在房舍方面，明初对庶民的厅房也作了规定，严禁超过三间，尽管富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拥有数十所房屋，但每所房屋的厅房同样不得超过此数，更不准用瓦兽屋脊，雕梁画栋。

此外，按照制度规定，如肩舆只准三品京官乘用，一般庶民不准越分僭用。

所有这些，无不都是伦理等级制度向社会生活的渗透。

礼的实质其实就是肯定等级差序的存在，用当时的话语表达就是要维持一种“次第”

、“等级”

的存在。

礼有次第，正如厅堂有阶级一样，足以保证人们的生活不可能骤僭，所以明代礼制在等级的规范方面往往是不厌其烦。

礼一旦有了等级，即使是居傲之人，也不敢轻易凌驾、超越，这正如台阶有了级梯一样，即使是健步之人也不得昂首阔步。

礼制一旦确立，自天子而下，乃至庶人以上，在名器与服饰各个方面也就各有一定的等差。

礼制所规范下的生活，是一种中庸甚至温情的生活。

原因很简单，礼不仅是针对下层社会的，同样也制约着上层社会的生活。

换句话说，上对下太杀，势必造成“逼下”

；而下人之礼太隆，则又会“僭上”

。

两者均不可取。

礼的实质在于保持一种上下之间既有等级名分，却又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生活景象。

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其基本的特征就是伦理性。

而事实上，从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看，无不贯穿着一个“礼”

字。

以出行来说，同路相遇，男子必须礼让妇女，骑马者必须礼让步行者，身上无重担者必须礼让身上有重担者，卑幼之人必须礼让尊长之人。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客套，而是礼制规范下的生活秩序性。

社会生活的伦理性往往与实用性并存。

礼制既然要求人们守本分，就必须弄清楚万事万物的“本意”

，才不会再向往或追求分外的生活。

从本意上说，宫室只是为了安居，衣服只是为了蔽体，饮食只是为了充饥，器具只是为了利用，妻子只是为了后嗣，

如此等等，无不说明社会生活中所包含的实用性特征。

这从建筑物的特征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传统儒家制物利用之道，其根本就是追求一种“朴素浑坚”

的实用以及坚固，而不是“靡丽好文”

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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